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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特点：
在我国法律也有狭义和广义两层含义：狭义上的法律仅仅是指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规范性文件。
2．法制统一性和安定性问题。就此而言，欧盟法应包括辅助性法律在内。
但是，在某些情形下成员国只是将欧盟指令的部分内容转化成国内法，即其转化不符合欧盟指令的要求（nicht ordnungsgem??en Umsetzung），对此，或认为，将之视为不作为恐非妥当，因为毕竟成员国毕竟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指令的执行。但奥地利行政法院在向欧洲法院申请先行裁决之后以系争事项为欧盟法的例外事项驳回了他的请求。另外，相关研究或也可为我国国家赔偿法的研究提供一定借鉴的材料。（一）Francovich案判决前[15] Francovich案判决之前，欧洲法院早在1960年12月16日作成的Humblet v. Belgium案判决中便指出[16]： 如果本院在判决中宣布成员国之立法或者行政行为违反共同体法，则根据欧洲煤钢共同体条约（the E.C.S.C. Treaty）第86条的规定，其应消除这一行为并对该行为所造成的不法后果予以补救。[97] 3．促成了成员国国家赔偿法的变革。
因为在这种情形下，成员国的裁量范围已然限缩为零（auf Null reduzierten Spielraum），其并无选择执行或者不执行的裁量权。除了以上两点之外，欧共体条约第5条的规定也构成了成员国应承担欧盟法上损害赔偿责任的基础。因事设岗，要求职能尽可能明确具体、机构和人员尽可能具体确定，同时职能明确也能不断缩小行政机关自由裁量的空间，更有利于公民权利保障。
规范表述趋同化 一、法律与宪法：规范表述趋同化 在我国，抄袭现象在地方立法中并不鲜见。然而，相关立法(《物权法》、《土地管理法》等)只是简单地重述了公共利益一词，并未做进一步说明。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行政规章、条约和协定，都是实质法律。[4]另一方面，现在立法的工作量很大，人力很不够，因此法律条文开始可以粗一点，逐步完善。
②公民基本权利部分，如第33、34、37、39、40、41、44条。所以，其也应属立法不作为的一种。
目前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出现的重述宪法规范表述的立法行为无疑属于后者。明确就法文之用语言之，弹力性就法文所含意义言之。同样的措辞写在宪法上与写在部门法上具有不同的规范内涵和效力位阶。对于为受规范者所得预见的理解，从大法官会议所作的解释案来看，它强调的是相应规范的有无[14]和合理谨慎受规范人施以通常注意力下的认识与判断。
第二则是客观上司法机关是否对于该项规定之意义得以认定及判断。认定标准上的模糊导致土地征收过程中因是否基于公共利益而纷争不断，个中侵害公民财产权的现象亦是不胜枚举。在立法过程中应充分调动社会公众的积极性，让社会公众就法律草案的结构、语言使用等提出自己的建议和看法，做到集思广益，使制定的法律法规更加符合实际，更加符合人民的意愿和国家的整体利益。③笔者在月旦法学知识库以法律明确性原则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其中第432、445、491、521、522、524、545、573、577、585、594、602、603、604、617、623、633、635、636、638、653、654、659、662、664、665、669、672、680、689、690、697、699、702号解释案涉及该原则。
作者简介：李样举，男，河南周口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3]黎建飞：《社会保险立法的时机、模式与难点》，《中国法学》2009年第6期。
即便必须授权的事项也要严格遵循授权规则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实施宪法重要途径的立法也就无法发挥其应有的功能。
我国立法机关长期在宜粗不宜细立法思维模式的指导下，立法已经产生了过分依赖或者无限授权行政机关制定法律实施细则或实施办法的倾向。但是，当由于规范内涵过于宽泛而致使限制失度却又缺乏必要说明时，则将直接构成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侵害。此时，法律的具体化功能没有任何展现，宪法规范的原则性依然故我地延续到法律中。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曾多次在关于公共征收案件的判决中阐明了这一立场：作为征收目的的公共福祉是一个抽象的法律概念，其中包含事实及目的的多样性，必须在个案中具体地表现出来，故在一个征收的法律中，立法者应该明白规定在何种计划及在何种要件之下，人民方可遭到征收之侵犯。[20]但在立法中，不确定法律概念的使用不可避免，为尽量减少不确定法律概念所造成的规范内涵模糊性，立法机关对不确定法律概念的使用有必要加以类型化、具体化，作出进一步的说明。[11] 在这种意义上，如果说形式意义上的立法不作为是对宪法委托责任的放弃的话，那么，简单照抄照搬转述宪法等实质意义上的立法不作为就是对宪法委托责任的虚置。
在我国，国家机构管理中一直贯彻三定方案，即定职能、定机构、定人员。按照法律保留原则的要求，那些对社会和公民个人来说重要的和基本的决定必须由国家立法机关以法律的形式作出，除法律之外的其他规范文件无权调整。
一方面，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各地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很不平衡。一国立法者，不可不期法律之普及也明矣。
[28]所以，以总纲部分为依据的立法更应重视其形成之义，规划未来发展前景，但是这些前景目标的实现受制于很多因素，如国家经济的发展，公民的权利意识等。笔者认为，这种说法是有待商榷的
根据人权本位方针，发展计划、政策和过程应建立在国际法规定的权利及相应的义务体系之上，这有助于促进可持续发展，赋予人们——特别是最边缘化的人们——权力，来参与制定政策并迫使义务主体履行义务予以实施。（3）早日签署和批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公民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接受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人权事务委员会对申诉/来文的管辖权。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长期以来我国强调对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保障，而相对忽视对公民和政治权利的保障，在改革进程上就表现为政治体制改革相对于经济体制改革的严重滞后，这也是导致经济、社会、科技和文化体制改革难以深入，各种社会经济矛盾愈演愈烈的根源。[16] [英]A. J. M.米尔恩著：《人的权利与人的多样性——人权哲学》，夏勇、张志铭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第89页。
宪法路径 一、人权本位方针概念的提出与发展 人权本位方针（human rights-based approach）是联合国机构在20世纪90年代末为实现人权主流化而提出的一个概念。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执行局总干事马克·马洛赫·布朗在为《2000年人类发展报告——人权与人类发展》所做的《前言》中写到：本报告……的主要目的是在全球议程中推进实际行动，即把以人权为基础的方法不折不扣的运用到人类发展和消除贫困方面。
[5] 北京大学法学院人权研究中心编，《以权利为基础促进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人权本位方针可以处理和平与安全（包括反恐举措）、发展、人道主义工作等各种问题。
[23]参与意味着各方利益相关者特别是受排斥的、边缘化群体或权利受损者参与到发展政策计划全过程中来：评价、分析、制定计划、实施、监督和评估。[6] 有时也简写为交换权利方针（exchange entitlement approach）或权利方针（entitlement approach）。
[25] 《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第4段。[24]参见万鄂湘主编：《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10] 笔者认为，这里所谓的法治意义上的自由和权利应是指公民和政治权利，或曰第一代人权。国际社会必须站在同样的地位上、用同样重视的眼光、以公平、平等的态度全面看待人权。
人权本位方针旨在既帮助参与制定急需的政策和立法框架，又确保在地方和国家层面上使参与性的民主过程制度化（包括培养家庭、社区、市民社会等建设性地参加相关论坛的能力）。因此，消除上述种种权利不平等现象，赋予每一个公民平等权利，使他们在立法上一律平等，消除法律上、事实上的歧视，并在制定发展计划时优先考虑最边缘化最弱势群体的权利，是我们人权和法治事业面临的最为严峻的问题。
[1] A/59/2005，《大自由：实现人人共享的安全、发展和人权》。[13]阿玛蒂亚·森特别注意某些关键的工具性自由，包括经济机会、政治自由、社会条件、透明性保证以及防护性保障所发挥的作用，以及这些工具性自由之间的相互关系。
第二部分，计划适用以及建议的方法论。因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民主程度不高，公民和政治权利得不到有效保障，从而导致公民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实现也难免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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